摘要
近代詞壇，繼清代前、中期，一破元、明冷寂局面而「中興」之後，揚波逐流，湧現出中國詞學史上最後一個高潮。當龔自珍「能為飛仙劍客之語」《復堂詞話》以填詞後，鄧廷楨、蔣春霖、譚獻、莊棫及「清末四大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等名家輩出，詞話、詞譜、詞選……相繼問世，在詞學的理論總結與整理考訂方面，都有相當成績。其中譚獻的《復堂詞話》、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況周頤的《蕙風詞話》、及馮煦所輯的《宋六十一名家詞選》、王鵬運校刊的《四印齋所刻詞》、朱祖謀編校的《彊村叢書》等都名重一時，影響較大。這些編著大都沿常州詞派，再做若干發展與折衷。其中又以譚獻推衍常州派詞學理論，並揚長矯弊、擇善而從，提高清詞意境格調，重振清代詞風，振響於近代詞壇，下開清末詞家之風氣，在詞學上獨探本源，兼窮蘊奧，轉移風會，於同、光之世處於領袖地位；在當時詞壇上享有盛名，堪稱「常州派後勁」。
本文探究譚獻詞學[1]，包括：復堂詞論之時代背景、淵源、詞學理論、創作要領、著作鑑賞及其影響。
本文寫作方法，務使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合一，是故包括「理論」、「創作」與「鑑賞」三項，同時以分析、比較、歸納、演繹諸方法，蘄欲達成探究譚獻詞學是非利病所在，進而去短擷長，以期有利於詞學之創作與鑑賞。
關鍵詞
譚獻、詞學、《復堂詞話》、《篋中詞》、常州詞派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tsyr poetry in the late Ching era w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Ching eras. This represented a change from the Yuan and Ming eras where tsyr poetry research had not taken place.
One of these researchers was Tan Hsien, who developed the Chang-chow school of thought, promoted the artistic style of Ching tsyr poetry, and caused a revival of this poetry, and which influenced late Ching tsyr research.
The methodology used in this paper combine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research. Therefore, it includes theory, creative works, and how to appreciate these works. At the same time, it adopts the methods of analysis, comparison,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The goal is to find out the unique aspects as well as the weaknesses of Tan Hsien’s research. It is the hope of this author to supplement areas of weaknesses in Tan Hsien’s research.
Key words
Tan Hsien, tsyr poetry, literary criticism
譚獻（1830-1901），原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於清道光十年，卒於光緒二十七年。幼年孤貧，少學詩，後又學詞，同治六年（1867）中舉，屢應進士試不第。曾入福建學使徐樹藩幕，歷任浙江秀水縣教諭，安徽歙縣、全椒、合肥、宿松等縣知縣。後辭官歸里，銳意著述。晚年應張之洞之請，主講湖北經心書院，年餘，辭歸。
自謂「獻十五而學詩，二十二……乃始為詞，……年至五十，其見始定。」[2]其詞作委婉蘊藉，多傷感之情。門人徐珂跋《復堂詞話》云：「先生以詞名於世；與丹徒莊中白先生棫齊名，稱『譚莊』。」治詞學「尊倍張皋文、周保緒先正之言。」[3]數十年「銳意為之」。
譚獻於詩學、詞學、經學皆有成就，尤以詞學最為傑出。其詞學宗主張惠言、周濟等人所創導之常州詞派，又推重常州詞派，極力尊詞體，以「詞為詩餘，非徒詩之餘，而樂府之餘也。」「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潔行芳，而後洋洋乎會於風雅。」「大旨近雅」，「殆雅之變」，「其為體，固不必與莊語也，而後側出其言，旁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4]於清代詞學理論貢獻頗多。著有《復堂類集》、《復堂詩錄》、《復堂文錄》、《復堂日記初錄》。《復堂詞》存詞一百四十六首。其論詞文字由弟子徐珂輯錄成《復堂詞話》，流傳遂廣。葉恭綽云：「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緒，力尊詞體，上溯風騷，詞之門庭，緣是益廓，遂開近三十年之風尚。」[5]為常州派重要理論家之一。[6]
壹、譚獻詞論之時代背景
一、政治因素
（一）內因
乾、嘉以前，清朝以入主中國為時不久，欲遏止漢人反清排滿，故實行軟硬兼施政策；對漢人箝制與安撫並陳，高壓圍堵與懷柔利誘兼顧。此一政策見諸學術界，即是一方大興文字獄，一方提倡文學、表彰儒術。是故雍正年間，作詩、選文、論史、注經，動輒獲罪；[7]乾隆年間，詩詞及字書之獄，均被比附妖言悖逆，或棄於市，或治其罪，而四庫之開館，可謂較大興文字獄更積極有效遏止漢人「反清排滿」；蓋以四庫開館為防範於前，而大興文字獄乃懲懾於後。郭伯恭曰：
蓋高宗遠鑒於明末述作、關於遼事者之眾多，近察於漢人之反清觀念深植於社會，於是乃藉「弘獎風流」「嘉惠後學」為名，一方面延攬人才，編纂《四庫》，使其耗精敝神於尋行數墨之中，以安其反側；一方面藉收書之機會，盡力搜集漢人數千年以來之典籍，凡不如己意者，悉使之淪為灰燼。此高宗編纂《四庫全書》之唯一政治作用也。[8]
王士禛〈秋柳詩〉於嘉慶初年被追劾[11]，洪亮吉上書痛陳時事被流放伊犁[12]，俱見當時文網之密。康熙時，文網大彰，迨乾、嘉之際，復又加厲，搦管操觚之士，遂重漢儒考據，而憚宋儒鬯言義理、發表議論。[13]
且清朝皇帝獎勵文學、牢籠士子，僅就詞學而論，康熙《欽定詞譜》、《御選歷代詩餘》，已富鼓勵作用，足開清代詞學風氣之先。
（二）外緣
乾、嘉時期為清朝由盛而衰之關鍵，是時雖國勢號稱極盛，實則已趨向衰落，接近強弩之末。迨乎嘉慶以後，內亂外患紛至沓來，以內亂為例，苗疆之變、川楚白蓮教及幾輔天理教之變、以至太平天國崛起，均使清廷疲於應付，譚獻二十餘歲「始為詞」之時，太平天國起；就外患言，鴉片戰爭以致與英國訂立〈南京條約〉，發生於譚獻九歲時。繼而英法聯軍進師京津、俄國侵略東北邊疆，並列強企圖瓜分中國。外患接踵而至，使清廷束手無策，誠如朱希祖所云：
誠如譚獻〈古詩錄序〉所云：
外被動盪不安之時局所刺激，復以個人學識志趣，《清史稿．本傳》謂復堂「少負志節，通知時事，國家政制典禮，能講求其義。治經必求西漢諸儒微言大義。」其治經重今文經學，好言天下治亂得失，故其日記所列師儒表中，首將近代講求微言大義之公羊派莊存與、龔自珍、魏源等列為「絕學門」，推崇備至。論詩重時代特徵，以為「世盛則草野皆和平之音，世亂則衣冠皆噍殺之音。」[18]此一精神乃張惠言所論「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之延續，亦傳承常州派之文學主張：直接或間接反映清代統治沒落，應在文學上恢復表現之重要意義。
二、社會環境
（一） 詞學復受重視
毛奇齡《西河詞話》以詞被視為小道，專供抒情、酬唱之用，故適於歌筵命筆、酒座分題，或宜於天涯悵遠、客館傷離，唯不能登大雅之堂。然此一觀念，於康熙、雍正之時，卻適用於清廷與時代所需。
蓋乾隆以前，文網大張，文士為求自保，致浙派冶音鍊字之學風靡大江南北，復以康熙《欽定詞譜》、《御選歷代詩餘》行世，而乾隆、嘉慶均善詞章，時與臣下酬唱，直接或間接鼓勵社會致力於詞章研習之風。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如朱筠、朱珪兄弟賞識江浙文士，阮元大開壇坫、講掖後進並重構曝書亭，又彼時經師鴻儒亦偶為小詞，皆使被視為小道之詞學，漸受重視。
且明清之交，詞集與詞學論著既鮮少刊行、流傳，而刊行、流傳之《花間》、《草堂》、《嘯餘譜》等復訛誤失審；乖違誤人者多，精當可取者少。[19]而康熙之後，別集、選集、詞韻、詞話等如雨後春筍，相繼問世，非僅數量多，且內容亦遠較前人精審謹嚴，詞學復受重視，由諸多事例可證知。
（二）江浙學風特盛
晚清詞風興盛，雖與皇帝提倡文學不無關係，然值得注意者，凡此詞學著述，作者幾乎均為江南、兩浙地方人。
清代學者之眾，首推江蘇省，幾占全國三分之一，第二為浙江省，第三為安徽省，故梁任公曰：清代學術幾為江浙皖三省獨占。[20]江浙學風之盛，由是可見一斑。是故乾隆於四庫開館初期，查禁明末清初「罔顧名義、顯悖王章」之書籍時，其所下諭旨中時常提及江浙：
李兆洛〈小湖詩鈔序〉亦謂：
余每憶三十年前吾鄉風俗之美，物力之豐，家有中人產以上，輒亹然向學，子弟之才美可造者，必延名師而教之。
民風既是「亹然向學」，且清兵入關時，江浙為南明根據地，故清廷入主中國後，大興文字獄以壓制反動，復獎勵仕進，提倡文學、表彰儒術以牢籠士子，[22]於此地尤甚。如《重修安徽通志．學校志》記載：乾嘉年間，屢增三吳兩浙童生學額，即為明顯之例。是知古文之桐城派、陽湖派，詞之浙派、陽羨派、常州派均源自於此地，未始不與興盛學風有關。
三、文學思潮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二．詩體代降條》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賦，魏晉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自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文學代有偏勝；繼唐詩、宋詞、元雜劇與散曲，詞家大量減少，雖仍有少數，如：薩都剌寫出〈登石頭城〉之佳篇，唯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稱：「元代尚曲，曲愈工而詞愈晦。」「元詞日就衰靡，愈趨愈下。」況周頤《蕙風詞話》亦謂：「詞衰於元」。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又曰：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已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白雨齋詞話》又謂：「詞至於明，而詞亡矣。」吳梅《詞學通論》稱：「詞至明代，可謂中衰之期。」眾咸以為明詞成就不及元詞，更無論兩宋。是故，元明兩代詞學衰微，其成就無法與宋詞比擬，顯得一蹶不振。
洎乎清代，情況出現極大變化。有清一代，人文蔚起，學術稱盛，不僅超軼元明，且遠追兩宋，媲美漢唐。二百六十八年間，於漢儒之考據、宋儒之義理、佛老之心性、歐西之曆數，既多所發明；於漢魏之辭賦、六朝之駢儷、唐宋之詩詞、元明之戲曲，亦悉多專詣。[25]就其治學方法言，則無論是古籍之訓詁、校勘、箋注、輯佚或古器物之發掘、考釋，大都能熔鑄舊說新知於一爐，以實事求是之精神，謹嚴縝密之態度以從事，是以每有突破前人、垂範後學之功。即以詞學而論，也頗有度越前修之處。自詞家與詞作數量言，清葉恭綽〈清名家詞序〉云：
余嘗論清代學術有數事超軼明代，而詞居其一。蓋詞學濫觴於唐，滋衍於五代，極於宋而剝於明，至清乃復興。朱陳導其流，沈厲振其波，二張周譚尊其體，王文鄭朱續其緒。二百八十年中，高才輩出，異曲同工，並軌揚芬，標新領異，迄於異代，猶綺餘霞。今之作者固強半在同光宣諸名家籠罩中，斯不可不謂之極盛也已。
葉恭綽又編《全清詞鈔》，並於該書後記稱：收得清人詞集近五千種，編成後，尚存三千一百九十六家，選詞八千二百六十餘首，其數量已極為可觀，然僅為清詞選本，而非清詞全部。是故，如清初選本《瑤華集》，僅收清初順治、康熙兩朝詞，已選有五百零七家，共二千四百六十七首；葉恭綽亦統計，清代詞家約為兩千人左右，且「此僅就庚辛間所見詞集，嫴搉言之，其嗣後徵集，及散見各選本者，尚不在此數。」[26]清代詞學發達興盛之狀，由此可見一斑。[27]
眾多派別、眾多作家，有如璀璨群星，熠耀於清代詞壇。與元、明兩代相比，無論詞之創作，抑或理論，均超越前代遠甚；詞作數量，亦度越以前各朝，尤以詞學理論，顯見發達。
四、譚獻與常州詞派之關聯
明末清初，詞壇首現陳子龍與一些愛國遺民詞作家，彼時時代背景特殊，致使渠輩詞作表現沈痛鬱塞之風。南社領袖柳亞子對《湘真集》稱道，嘗有詩句云：「平生私淑云間派，除卻《湘真》是《玉樊》[28]。」此外，朱彝尊、陳維崧各自代表浙派與陽羨派出現於清初詞壇；朱之風雅綺旎，陳之豪放雄健，均為清代詞壇增色。厲鶚承繼朱之浙派詞風，使浙派日益壯大。其後常州詞派與浙派分庭抗禮，可謂清代影響最著之詞派。常州派自張惠言、周濟，至後來之譚獻，延續迄晚清，產生影響甚鉅。
譚獻在當時可謂一通今博古之學者，且用力於詞學頗深。據其自述，填詞始於咸豐四年（1854）館於紹興村舍時，初傾心於朱彝尊、厲鶚、郭麐等浙派大家，然未能深觀，旋又棄去。「三十而後，審其流別，乃復得先正緒言，以相啟發。」[29]其所遵奉之「先正」，即張惠言與周濟，自此，譚獻轉宗常州詞派，並以常州派傳人自許。朱祖謀〈望江南〉詞云：「皋文說，沆瀣得莊譚。感遇霜飛憐鏡子，會心衣潤費鑪煙，妙不著言詮。」《彊村語業．卷三》即謂譚獻與莊棫二人闡揚張惠言「比興說」之功。光緒四年（1878）纂錄本朝人詞作，成《篋中詞》五卷，續編一卷，收詞人二百零九家、詞作五百九十餘首，並自述編輯初衷為「以衍張茗柯、周介存之學。」[30]又曾取周濟《詞辨》所選之唐宋佳作逐首品評，成《譚評詞辨》一書，示弟子徐珂以入門津筏。光緒二十六年（1900），徐珂經譚獻同意，將其散見各書及日記中之論詞評語一百三十一則輯為一書，乃錄自〈復堂詞錄序〉、〈篋中詞敘〉、〈周氏止庵詞辨跋〉、〈復堂詞自敘〉。譚評《詞辨》、《復堂日記》及《篋中詞》等書，訂名《復堂詞話》，譚獻之主要詞學理論俱見於該書。
自周濟去世至譚獻編成《復堂詞錄》，其間相隔四十餘年。譚獻《復堂詞話》本諸「衍張、周」而「冶千金」之宗旨，對歷代詞家，包括清代詞家，予以廣泛評論。例如：譚獻繼承浙西、常州二派之說，於推尊詞體外，佐以「麗淫麗則，辨於用心。」〈篋中詞．敘〉之說，以為作者之「用心」，決定作品高下；《復堂日記．甲戌》云：「以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千古辭章之能事盡，豈獨填詞為然。」視周濟寄託說為千古文學創作之普遍法則，可謂推崇備至；《復堂日記．丙子》云：「周介存有『從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之論，然後體益尊，學益大。」
認為其說足以提升詞之地位，使詞學研究日益博大精深。然譚獻詞論仍有異乎皋文、止庵者，即以「柔厚」為例，譚獻更要求風格上之溫厚和平。[31]
貳、譚獻詞論之學術淵源
一、世變日亟、經世致用之經學觀
凡論及清代社會，均不可能迴避一基本畫分，即以鴉片戰爭（1840）為界， 鴉片戰爭以後之清代社會，屬於中國近代史範疇。
中國近代史起於一八四○年中英鴉片戰爭，迄於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 即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之七、八十年間，涵蓋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五朝與清亡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鴉片戰爭後，中國歷經亙古未有之變局，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發生巨變，復以反對外來欺凌之愛國情緒高漲，悲壯、遒勁、激昂成為此一時期文學之主導風格。如何以詞描摹時變，傳達亂世中之情緒與感受，譚獻一生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又未嘗自外於此一中國近代思潮；《碑集傳補．卷五十一》載夏寅官〈譚獻傳〉，譚氏學術思想傾向於今文經學派，此實有脈絡可循。
蓋清代學術，於道光年間由文字訓詁轉向經世致用；放棄以東京路數治經之傳統而提倡經世致用。經世致用就思想方法言，乃發揚今文經學之傳統，當時復興今文經學之中堅為常州學派。[34]皮錫瑞論及清代經學演變大概云：
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採之學。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是少。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穀》二傳。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復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絕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35]
皮錫瑞為今文經學家，故將唐宋斷為經學之「變古時代」，認為宋學導致經學衰變，非經學傳承之正宗。其將道光年間復盛之今文經學視作取代乾、嘉漢學，乃直接復興西漢今文經學。
錢穆亦曰：「言晚清學術者，蘇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36]梁啟超論常州學派之源頭云：「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興之常州學派。常州派有兩個源頭，一是經學，二是文學，後來漸合為一。」[37]誠為的論。關於常州學派之文學傳統，錢鍾書亦嘗簡要論述，曰：
龔定盦〈常州高材篇〉可作常州學派總序讀，於乾、嘉間吾郡人各種學問，無不提要鉤玄。論詞章則曰：「文體不甚宗韓歐」，此陽湖派古文也。又曰：「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遒。」此常州派詩餘也。而於常州人之詩，獨付闕如。故篇中人物，與袁隨園「常州五星聚文昌」一絕所舉者，惟孫季逑一人相同，然不稱為奇才，而推其絕學。按孫氏《冶城遺集．遊隨園呈袁太史》云：「我愧千秋無第一，避公才筆去研經。」又云：「有懷知己平生語，無復才奇氣尚奇。」洪稚存《北江詩話》載所撰詩評，揚抑時輩，人系八言，惟於孫曰：「孫觀察星衍少日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管緘若《韞山堂文集．卷二．漢學說》亦曰：「同里孫觀察星衍本以詩名，駸駸入古人之室，緣少通《說文》小學，忽去而說經為漢學。」定盦自言：「勿數耇耄數平輩，晚矣勿及瞻前修。」甌北、北江遂皆未掛姓名，而兩家子姪如孟慈、味辛，以年輩相接，始遭題目，其識季逑，已在季逑避去研經之時矣。然征之〈破戒草〉，則定盦瑰麗悱郁之才，未嘗無取於甌北清麗流易之體。《談藝錄》
此即說明：（一）常州學派為文之修辭特色，與宗韓歐之陽湖派詞章相近。陽湖派雖為桐城派一支，然其宗韓歐，已不似桐城派之拘謹枯淡。所謂「不甚宗韓歐」，就詞章言，「取法於六經史漢、旁及諸子雜書」為其語言特點；「散行中時時間以八字駢語」則為其寫作手法之特色。
（二）常州學派之詞作，與常州詞派之詞作在創作原則上一致。常州詞派由張惠言開創，周濟承先啟後。周濟反對詞作恍惚迷離、無病呻吟，提倡詞要有「論世」功用，以為「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此即要求詞須反映現實，批評現實，充分發揮其社會作用。此外，常州學派詩作與趙翼等人詩作之創作原則相通。蓋趙翼反對盲目崇古之詩壇偏見，強調詩隨歷史進化而發展，所謂「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論詩〉認為詩乃一代新於一代，代代相承，各領風騷，「未可以榮古虐今之見，輕為訾議也。」[38]可知常州學派「變古開放」之文學精神，與其經學上反東京傳統，而發揚西京傳統為一致。
錢鍾書以為可作為常州學派總序一讀之〈常州高材篇〉，係龔自珍所作古體詩一首，其中對常州學派之文學源頭有所涉及外，更對常州學派所發揚之經學傳統有所說明。
乾嘉輩行能悉數，數其派別征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 緯戶戶知何休。
由是可知常州學派在經學上所發揚之傳統為今文經學傳統，且尤精春秋公羊學，梁啟超遂謂「他們的經學是公羊家經說──用特別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39]既知常州學派之學術源頭，其代表人物莊存與（方耕）（1719-1788）為常州學派創始人，標榜「獨得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40]摒棄乾嘉考據瑣碎之風，以復古為外衣，推行新思想。章學誠（實齋）（1738－1801）力繼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等經世派之傳統，倡言「六經皆史」，其《文史通義》被梁啟超譽為「乾嘉後思想解放之源泉」。[41]至若顏元（習齋）、李塨（剛主）之實踐主義一派，更主張學問須有益於人生，重行而不重知。譚獻於經學尊奉常州學派，偏好莊存與、述祖（葆琛）叔姪二人之學；於史學服膺章學誠《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書，《復堂日記．甲子》曰：
於書客故紙中搜得章實齋先生《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殘本，狂喜與得《晉略》同。章氏之識，冠絕古今，予服膺最深。
又「盛推武進莊方耕侍郎、會稽章實齋為當代絕學。」復以為清代學術之變遷，至「顏習齋、李剛主，實踐樸學，折中六藝，為命世之儒也。」故「二十五、六以後，潛心經訓故紙，有志於微言大義。」故其順應道光以後漢學衰微、宋學復興之學術大勢，心儀並主張經世致用、關心國計民生之實踐學派。譚獻在實踐主義思想家之理論、主張影響下，亦面向現實，貼近政治，關心社會，迥異於乾、嘉學者，而有積極入世精神。
二、憂生念亂、崇先法古之文學觀
帝國主義輪番入侵，太平天國與義和團運動驟起，震動朝野，亦搖撼譚獻心靈，其對當世動亂時代之感應，遂概括為「憂生念亂」四字，從而以此作為考察歷代與當代詩詞作品內容思想之總結。例如，評價著名愛國將領鄧廷楨詞作：
論及董士錫子、董毅詩，曰：
上溯金元詩歌時，發現金元時代與當世社會特徵之相通處：
凡此論點，均本諸儒家詩論之傳統政教觀，亦即譚獻所謂「詩可以觀政，可以觀化。何以明之？賢士君子，哀樂過人，以詩為史，風諭得失，陳說疾苦，而當時德禮政刑之跡，閱千載而如見。」[45]確實反映其注目時代變亂、「世變之亟」的特徵，並力圖憑藉文學作品以「崇古法先」；觀察時代風貌、審視社會政治之文學觀。
因經世與實踐之思想影響譚獻文學觀，毋寧具進步之時代意義。然進步與守舊在譚獻學術思想中，卻又並行不悖。當清季大批志士仁人努力實踐維新主張，並為之奮鬥以至犧牲時，譚獻仍熱中於闡道翼教，崇先法古。其確信「同治中興」，感嘆「今海內多事」，又宣稱「亂端漸已，承平且復。」「學人潛心大道折中禮義，為專門之著述。」[46]譚獻期待經由政治自救之方式，改變王朝衰微；自儒家傳統思想中順應世變之論點，從而將其文學觀表述為「以憂生念亂之時，寓溫厚和平之教。」[47]
三、溫厚和平、折中柔厚之詞學觀
（一）溫柔和平
「溫厚和平之教」即儒家詩教。譚獻推崇詩教大義，首先立基於文學與政教相通之社會功能。其篤信漢儒「變風變雅」之論詩原則：
唯細究譚獻「溫厚和平」之詩教精神，實與「憂生念亂」之時代感應有血脈相通處。蓋清代經世派知識分子欲變革社會之根本觀念傳自孔孟，至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詩教上》論及詩教之旨：「比興之旨，諷諭之義，……是以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譚獻循此而發揮詩教之義，云：
凡夫學者本末，皆有合於微言大義者也。……獻嘗服膺會稽章先生之言，曰：「詩教至廣，其用至多。」而又師其論文之旨，持以論詩，求夫辭有體要，萬變不離其宗，進退古今，以求其合，蓋干一而絀然一代政教，一時風尚則可以觀焉。世盛時草野皆和平之音，世亂則衣冠皆 噍殺之音。流連風月，奔走聲氣，雖甚繁鄙，而可觀靈長；悲悼感憤。窮蹙酸嘶，雖甚迫狹，而可識兵凶。嚴刑峻法，世變日亟，則群樂放廢，家家自以為老莊；放僻邪侈，名實不副，而不恥干進，人人自以為屈賈之數，幾相感召，如環無端，無病呻吟樂憂者，非人情耳。[51]
譚獻論詞體之性質，則源自孔子之興觀群怨，漢儒之變風變雅；蓋《毛詩．序》曰：「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在晚清「世變日亟」之時代變遷下，得以成為攄發「悲悼感憤」情感之理論依據，合於「微言大義」宗旨。譚獻據此轉而論詞之體性，謂：
又以為詞體可擔負政治社會之重大功能：
譚獻詞學觀即源自經世致用之政治、學術思想，並以儒家詩教為基石之文學觀，引申而來。
（二）折中柔厚
若謂「憂生念亂，溫厚和平」為譚獻學術背景之精髓，故大力闡揚「折中柔厚」之旨，即為譚獻詞學觀之核心。譚獻以為「折中柔厚」四字，係渠從常州詞派先正處薪盡火傳推衍而來的獨得之秘：
按周濟《詞辨》分正、變兩卷，[55]並未提出「折中柔厚」，譚獻則聲稱，其與周濟在正、變畫分雖有小異，而論詞之根本為「折中柔厚」則為共同處。然有「蘊藉深厚」、「歸諸中正」云云，確與周濟意思相近。且周濟於評論詞作時，亦曾以「莊雅」為本，發揮與「折中柔厚」相類之觀點，如評溫庭筠詞，曰：
飛卿醞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懾，備剛柔之氣。
評歐陽脩詞，云：
永叔詞只如無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見。
評秦觀詞，謂：
少游最和婉醇正。
評王沂孫詞，曰：
至於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云：「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又「清真渾厚，正於鉤勒處見。」[57]其所謂之「渾化」「渾厚」等說，與譚獻「柔厚」詞意相類似。
「折中柔厚」既為譚獻「寓溫厚和平之教」文學觀於詞學批評之具體化，又自道德倫理規範視之，譚獻極為強調詞乃「風詩之遺」。其解釋何為「詩餘」時，稱詞係「樂府之餘」，「樂府之官廢而四始六義之遺蕩焉泯焉。」依遵先聖「禮失而求諸野」之古訓：風詩不傳後，「生今日而求之似，不得不有取於詞矣。」[58]儒家論風詩之精神，最重「發乎情，止乎禮。」「怨而不怒。」「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要義即在以理節情，其實質則由中庸思想引申而得之道德倫理規範。譚獻所謂之「折中」，即為「中庸」之同義詞；而「柔厚」即溫柔敦厚，亦包含以理節情之意，要求主觀感情有所節制，反對態度強烈鮮明，排斥「獷氣」、「盛氣」。是故，從韋莊〈菩薩蠻〉「洛陽城裡春光好」，寫故國之思，以低回委婉之語道出抑鬱之情，譚獻評曰：
項莊舞劍，怨而不怒之義。
韋莊謂「洛陽才子他鄉老」、「凝恨對殘暉，憶君君不知」，說得欲露不露，譚獻視為以理節情之最佳範例；評晏幾道〈臨江仙〉（夢後樓台高鎖）末二句：「名句，千古不能有二。所謂柔厚在此。」叔原此詞抒發懷人之思，末結「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言情而措詞委婉高妙，正合先儒「思無邪」之標準，故以「柔厚」論之。其他如評清陳澧〈甘州〉謂「柔厚衷於詩教」，評周密〈解語花〉謂「柔厚至此，豈非風詩之遺。」並以「溫厚」、「忠厚」等「柔厚」之同義詞評價諸詞作，對作品立意與情感表達之要求，須符合儒家中庸之道。反觀清代詞壇，陽羨派難免「狂呼叫囂，以為慷慨」之病，浙派起而矯其弊，然又易落入平庸；「叫囂」與「平庸」，均有違柔厚之審美原則。譚獻謂此為「薄」與「滑」；乃「柔厚」之反義與對立。其曰：
譚獻好友莊棫（中白）為《復堂集》作序，亦以為「風詩」體現儒家詩教之典範，曰：
自古詞章，皆關比興；斯義不明，體制遂舛。狂呼叫囂，以為慷慨，矯其弊者，流為平庸。風詩之義，亦云渺矣。
譚獻與莊棫「以比興柔厚之旨相贈處者二十年」，對莊棫「風詩之義」自是贊同。譚、莊之詞學觀以為：達到柔厚宗旨之最佳途徑，即詞用比興，「斯義不明，體制遂舛。」唯無論「比興柔厚」或「折中柔厚」皆排斥放筆直書、直露顯豁之抒情方法，力主義隱旨遠，朦朧多義，有含蓄蘊藉之致。根據「秘響旁通，伏採潛發」[60]與「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61]之傳統要求，詞之創作須重情思而輕事實，重在傳達抒情主體與現實若即若離之心境意緒，誠如徐珂論述讀譚獻詞感受：「讀其詞者，則云幼眇而沈鬱，義隱而旨遠，膈臆而若有不可於名言。」徐珂《清稗類鈔》所詠不過風花雪月、流連光景，而其中隱約傳導出身世之嘆、家國之感。譚獻認為詞體最宜用比興寄託，以達「柔厚」之旨：
「莊語」乃謂較重大之政治或社會題材，「側出」、「旁通」、「觸類」、「充類」則為《易經》對卦爻之象「語小旨大」、「言此意彼」等特性之概括。是故譚獻以為入詞題材「無小非大」，即無所謂大或小，不必如詩之出以「莊語」，僅需運用「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比興手法，即可指向具有重大意義之主題。如是詞作，方可謂之立言。昔揚雄論賦體「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苟能運用比興寄託手法，可藉艷詞綺思以表達正確且重大之情志，是以譚獻曰：「唯詞亦有然矣。」運用比興寄託，則與詞之內在品性相合。譚獻繼承並發揮常州詞派張惠言「意內而言外謂之詞」[64]之著名論點，且蘊含儒家詩教之義，揭櫫中國傳統之悠遠審美原則。
參、譚獻詞論探究
一、詞學理論
（一）尊詞體：為樂府之餘
所謂尊詞體，即推尊詞體，使其與詩賦同為諷誦之流。蓋自唐宋以降，一般人即薄詞為小道，故晏幾道以為詞之為用，但在「析酲解慍」抒懷記事而已。[65]法秀道人語黃庭堅曰：「詩多作無害，豔歌小詞可罷之。」[66]且陸游自序詞集亦謂：「予少時汩於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與放翁類似之王士禎初好倚聲，入朝後，位高望重，即絕口不談，視《花間》《草堂》乃雕蟲小技。[67]投注心力於詞作，晚或悔之，或羞於啟齒，詞被薄為小道，由來久矣。
究其因，或詞之體制纖弱香軟，其文小，其質輕，宜於「言閨閫事，故語懦意卑。」[68]素為風雅之士所不取。其後，詞學愈趨衰微，不受重視；詞被視為婉而近情之文體，乃遣興抒情之主要形式。宋張炎即謂：「 風弄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鶯吭燕舌之間，稍近乎情可也。」[69]詞近於情，故易被看作「艷科」、「小道」，文人以「謔浪遊戲」之態度填寫，故詞格愈卑，幾成浮花浪蕊、柔靡側艷之作的別稱。清朝雖號稱詞學中興，唯嘉慶以前，亦僅求字句、音節之冶鍊諧暢，其間雖偶見元初仇遠評牛希濟〈臨江仙〉曰：
芹綿溫麗極矣，自有憑弔悽愴之意，得詠史體裁。
然未見專著闡發其旨，常州詞派欲挽頹波，其入手處即為推尊詞體，亦為矯正浙派與陽羨派末流之弊端，見謝章鋌《賭棋山莊集．第四章．第三節》提高詞之意格，亦即託體風雅騷歌，講求寄託比興。張惠言《詞選．敘》曰：
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耑，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為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為雕琢曼辭而已。
將詞比之於「變風之義，騷人之歌」，以男女哀樂之詞面，寄寓幽約怨悱之情緒。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復補充張氏之說，指出詞當脫離抒寫個人際遇之狹隘範疇，而將感慨繫於世道之盛衰，其眼界已較張氏開闊。譚獻受鴉片戰爭後時代文學風氣與「中丁亂離，瀕死者數」生活經歷之影響，試圖進而從觀念改變吾人對詞體之看法，遂提出「詞近變雅」說。
詞源出於樂，與詩經、楚辭既是同源而異流，故詞與風騷等量齊觀。譚獻企圖以詩歌挽救世道人心，所謂「詩也者，根柢乎王政，端緒乎人心。」[70]此實源自常州詞派開創者以儒家詩教推尊詞體，譚獻曰：
凡夫學者本末，皆有合於微言大義者也。……獻嘗服膺會稽章先生之言，曰：「詩教至廣，其用至多。」而又師其論文之旨，持以論詩，求夫辭有體要，萬變不離其宗，進退古今，以求其合，蓋干一而絀然一代政教、一時風尚則可以觀焉。世盛時草野皆和平之音，世亂則衣冠皆噍殺之音。流連風月，奔走聲氣，雖甚繁鄙，而可覘靈長；悲悼感憤，窮蹙酸嘶，雖甚迫狹，而可識兵凶。嚴刑峻法，世變日亟，則群樂放廢，家家自以為老莊；放僻邪侈，名實不副，而不恥干進，人人自以為屈賈之數，幾相感召，如環無端，無病呻吟樂憂者，非人情耳。[71]
試將譚獻《復堂詞錄敘》所云：「愚謂詞不必無頌，而大旨近雅；於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變者歟？」與《復堂類稿》中〈明詩〉、〈學宛堂詩敘〉中有關「世治則可以歌詠功德，揚盛烈於無窮；世亂則又託微物以極時變，風諭政教之得失」等論述參照讀之，則知：譚獻提出詞近變雅之用意，一為使詞託體更尊，甚至有別於「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歌詠，各言其情者。」（朱熹語）之風詩，以更為高雅之詞面，表達深廣憂憤；二為強調詞近「變」雅，當是亂世之音，故應託微物以亟時變，諷政教以諫得失，然又須不失雅詩怨悱不亂之風度。[72]
（二）明正變：蘄反應現實
自明張綖「詞體大略有二，一婉約，一豪放」之說行世，吾人即常以婉約與豪放品評詞家，而又以婉約為詞之「正格」，柔情曼聲、香弱綿麗為當行本色；以豪放為詞之「變格」，銅琶鐵板之音遭受鄙薄。常州詞派承襲此一正變觀傳統。張惠言選《詞選》以深美閎約為準，所選多為婉約之作，其選蘇、辛詞，亦是近柔美風格者；吳文英詞未能選入，李煜詞被斥為雜流。周濟著《詞辨》將所選詞分正、變二卷，卷一為「正」，錄溫庭筠以下，歐陽脩、周邦彥、吳文英等十七家為正，「莫不蘊藉深厚」，「諷詠紬繹，歸諸中正」之作品；卷二為「變」，錄南唐後主以下，蘇軾、辛棄疾等十五家「駿快馳騖、豪宕感激」之作，因其「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厲剽悍之習。」周濟視為「正聲之次」。[73]
譚獻對周濟將詞區分為正、變之做法補正道：「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論小異，大抵周氏所謂變，亦予所謂正也，而折衷柔厚則同。」[74]是將駿快馳騖，豪宕感激之作與蘊藉深厚者同列為正格，譚獻以此正變觀為準，故對張惠言斥為雜流、周濟列入變集之李煜詞評價極高，謂後主詞「雄奇幽怨，乃兼兩難，足當太白詩篇，高奇無比。」《復堂詞話》稱蔣春霖為「第一流」詞人，又評曰：
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杜老。……惟三家是詞人之詞，與朱、厲同工異曲，其他則旁流羽翼而已。
譚獻視蔣春霖為近代第一大詞人，實因蔣詞並非花間樽前消閒之作，而多能面對社會動亂，結合個人際遇，情感真摯，寄寓深遠，為前後詞人所不及，故譚獻將其比為「詩史」之杜甫；視作「詞史」可也。再如評鄧廷楨詞云：
鄧嶰筠督部《雙硯齋詞》，宋於廷序之，忠誠悱惻，咄口昔乎騷人，徘徊乎變雅，將軍白髮之章，門掩黃昏之句，後有論世之人者，當以為歐、范之亞也。
甘劍侯主講六安書院，寄鄧嶰筠督部《雙硯齋詞》寫本。其才氣韻度，與周稚圭伯仲，然而三事大夫、憂生念亂，竟似新亭之淚，可以覘世變也。
鄧廷楨為兩廣總督，嘗協助欽差大臣林則徐查禁鴉片著有事功，又整頓海防，堅決抗英，繼而遭誣，充軍伊犁，不以詞名家，然其詞作反應歷史事件，飽霑憂國憂民之情，譚獻讚其「徘徊乎變雅」，「可以覘世變」，予以高度評價。至若《篋中詞》評莊棫詞「於時事多所棖觸，非苟作也。」謂孔廣森〈百字令〉（荒涼如此）為「憂患之言，不嫌太盡」，稱王憲成〈揚州慢〉（水國魚鹽）及汪清冕〈齊天樂〉（燹餘歸里）為「杜詩韓筆，歛抑入倚聲，足當詞史。」「浩劫茫茫，是為詞史。」均鮮明標示譚獻詞論要求描繪「世變」，以「變」為「正」，真實反映時代劇變，表達作者憂思。
是故譚獻對常州派所持詞格之正、變觀有所修正，而所謂「變」，實指亂世之音。《詩．國風．關雎序》云：「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譚獻肯定詞人應正面反應現實事變，表達憂患意識。
（三）重寄託：倡意內言外
譚獻將哀悼感慨、駿快豪宕之作列入正格，係對常州詞派批評觀之修正，唯仍堅持以「柔厚」二字概括其審美經驗。所謂「柔」，係運用深微婉約，委曲以致其情之筆法，表現優雅形象與柔美意境；所謂「厚」，指蘊藉深厚，重立意，求寄託，並非「文焉而不物」。亦即語言莊雅、敦厚，然非流於雕琢曼辭、破碎尖新。其「柔厚說」與張惠言「深美閎約說」、周濟「渾厚說」，實為一脈相承。
自張惠言提出「意內言外」，常州派詞人遂將「緣情造端，興於微言」視作以詞體表現內在感情或思想之指導方針，提倡詞人以深隱含蓄之言，藉助香草美人、曉風殘月等抒情形象以言外；將家國、身世之感，磊落不平之氣，或藝術境界、心理情緒，自然和婉而不留痕跡，發而為詞，以臻意內與言外水乳交融，常州詞派將講求寄託作為提高詞意與風格之大法。
常州派詞論產生於鴉片戰爭前後，乃歷史大變革之際，所提：寓寄託、意內言外，至其後譚獻所云：「島夷索虜，兵革相尋，天下因之鼎沸，民命幾欲剿絕，雖《春秋》記載弒君滅國，有其過之。」[75]歷史形勢既如春秋末期，社會亦進行歷史大更替；舊制將廢，新制醞釀誕生，譚獻以為：「學人」只需「潛心」於封建「大道」，為統治者謳歌昇平[76]即可。故其所言詞之於政治，根本作用在於「根柢乎王政，端緒乎人心。」[77]雖為後世部分詞學研究者貶抑，然於此一基本形勢下，譚獻之儒家詩教觀，鼓吹詞人宜恪守：
如是詞學論點，貫穿於譚獻詞評，且其賡續提倡張惠言、周濟以降所倡導之「比興」與「意內言外」，故曰：
常州派興，……而比興漸盛。
周介存有『從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之論，然後體益尊，學益大。
並讚美周濟此說為「千古填詞之能事，豈獨填詞為然。」[81]強調「比興」、「寄託」等，對於矯正清初以來清空詞風具積極意義，雖譚獻亦批評周濟所倡比興，「不無皮傅」，於發展中「佻染餖飣之失，而流為學究。」[82]然提倡「意內言外」同時，譚獻亦力主藝術表現之含蓄，對於痛快淋漓、雄猛豪放，最能表現時代變革之詞，則與其他常州派作者相同；均採取輕視甚至排斥之態度。[83]譚獻以為，作者創作，盡可達到「側出其言，旁通其情」，讀者則能「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84]唯重寄託之藝術創作，力主意內言外，勢必為詞作賞析帶來困難，甚至為寄意而穿鑿附會。
二、創作要領
（一）含蓄美：潛氣內轉
常州詞派自張惠言發源，替代浙西詞派地位而講「寄託」，「意內言外」，「比興諷諭」，且有別於浙派之重要處，在於：重視詞作之思想內容，包括政治思想，且欲藉由「重拙大」之形象，以表達含蓄曲折。實則此乃對待世變之態度，至譚獻遂有「於憂心念亂之時，寓溫厚和平之教。」
故其評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云：「裂竹之聲，何嘗不潛氣內轉。」[85]「潛氣內轉」一語原出三國繁欽〈與魏文帝箋〉：「潛氣內轉，哀音外激。……淒入肝脾，哀感頑豔。」[86]似指內在、深入臟腑之真情流動，因其內在，故益見淒惋動人。譚獻以此語評辛詞，或揣摩稼軒當年登樓時報國之情，慷慨激越，勢可破竹，故「哀音外激」，唯出之以詞，故將此一縱橫豪宕之氣深藏掩抑，筆筆側鋒，語語能留，百煉鋼遂化為繞指柔。「此一內在流動之真情，使典故之運用千回百轉又渾然一體，此與南宋姜、張一派『善用虛字呼喚』、講究字面上轉接騰挪之手法異趣。」[87]故「潛氣內轉」為詞作中所呈現之追求含蓄蘊藉之美。
譚獻洞見鴉片戰爭以來之世變，誠為前古所未有，惜其以為「同治中興」已經扭轉局勢，「將卜天下復見太平」。朱祖謀在八國聯軍大屠殺之下於北京，閉門專力學詞；王鵬運自道：其詞境從此日渾，氣息日靜，格調高簡，風度矜莊，將譚獻詞作理論，正式付諸實現。[88]
（二）整體美：返虛入渾
王沂孫〈高陽台〉（殘雪庭陰）抒寫與越中諸友離別之情，發攄亡國哀感，卻不涉國變家亡之事，然藉由「小帖金泥，不知春是誰家？」「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飛花」等語，傳達時過境遷之感傷，表達內心幽怨，雖不可指實，而意蘊深厚。譚獻評曰：「《詩品》云：反（返）虛入渾，妙處傳矣。」[89]復以「運掉虛渾」評張炎〈高陽台〉（西湖春感）；[90]以「時造虛渾」評蔣春霖〈水雲樓詞〉，[91]大意相似。按唐司空圖《詩品》論「雄渾」一品：「返虛入渾，積健為雄。……超以象外，得其環中。」郭紹虞云：「何謂渾？渾，全也，渾成自然也。所謂真體內充，又堆砌不得，填實不得，板滯不得，所以必須復還空虛，才得入於渾然之境。」「一方面超出乎跡象之外，純以空運，一方面適得環中之妙，仍不失乎其中，此即所謂『返虛入渾』。」[92]超出跡象，渾成自然，正是詩詞意境，且不限「雄渾」之品。
譚獻總評馮煦《蒙香室詞》曰：「唯由澀筆，時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病當救以虛渾。」按馮煦學清真、夢窗一路，思致幽深，能得澀意，然「澀筆」卻是累句，不復可取，因其破壞詞之整體美感，故須以「虛渾」救之。對照譚獻「金碧山水，一片空濛。此正周氏所謂『有寄託入，無寄託出』也」[93]之詮釋，「返虛入渾」之說顯係指有別於圭角分明、著跡露象之寄託，所得在於詞之整體美。[94]
（三）曲折美：一波三折
詞之章法要求富於變化，有離合吞吐之筆致。譚獻評項鴻祚詞曰：「盪氣迴腸，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滯。」[95]吾人不必深究《憶雲詞》是否當此評語，然譚獻認為合幽澀、秀折、深細於一體，即成「一波三折」之妙，而可避免詞家大忌之俗濫、粗率與呆滯等病，確是道出詞之章法大要。蓋沈祥龍《論詞隨筆》嘗明白開示：「詞能幽澀，則無淺滑之病。」「一波三折」即相對於妥溜以至滑易而言，宋張炎詞所病即在「處處妥當」，[96]浙派翕然宗之，難免淺滑之誚，故譚獻為近代詞壇痛下針砭，欲以提倡章法曲折之美相救也。
又譚獻打破詩、文、詞之畛域，借用古文與長詩之章法、布局以論詞之結構，使讀者眼界別開。如其評辛棄疾〈漢宮春〉（立春）云：「以古文長篇法行之。」評其〈蝶戀花〉（元旦立春）云：「旋撇旋挽。」評王沂孫〈齊天樂〉（蟬）：「此是學唐人句法、章法。」評周邦彥〈六丑〉（薔薇謝後作）：「但以七言古詩長篇法求之，自悟。」評周密〈解語花〉（暗絲罥蝶）：「層折層續，熔煉瀝液。」[97]如此評語，頗開近代風氣，至清末陳洵《海 說詞》亦謂清真、夢窗詞，喜用古代文章學之術語詳加剖析。[98]
（四）格律美：音律協暢
譚獻承前期張、周餘緒，亦十分注重音律。其謂：「詞為詩餘，非徒詩之餘，而樂府之餘也。」嘗批評龔定庵「詩佚宕曠邈，而豪不就律，終非當家。」復以為「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因之稱道蔣春霖「水雲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正確理解詞與音樂之依存關係。
三、著作鑑賞
（一）詞作之部
晚清時期詞學研究之風炙盛，尤以咸豐以降詞論家輩出，清代最著名之論詞作品多產生於此際，如劉熙載《藝概》中〈詞概〉、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等。此外，編有《六十一家詞選》之馮煦《蒿庵論詞》亦頗孚盛名，惜論詞名家之創作每多令人失望。若劉熙載（1813-1881）可謂出色之文藝理論家，然不以詞名家；《昨非集》附錄之詞，實屬一般。又如陳廷焯（1853-1892）於《詞話》中專言「沈鬱」，且陳義甚高，然其銳意復古，遂致創作受侷限，雖《白雨齋詞鈔》云：「天下後世見我詞者，皆當興起無窮哀怨，且養無限忠厚也。」[99]其實規行矩步，正少動人處。即若馮煦《蒿庵詞》亦過於墨守「婉約」之旨，殊少新意。相較於譚獻有詞作百餘首，輯為《復堂詞》，尚不失名家風貌。其弟子徐珂記曰：獻於「薄書餘暇，輒招邀朋舊，為交酒之宴集。吮毫伸紙，搭拍應付，若不越乎流連光景之情文者。讀其詞者，則云幼眇而沈鬱、義隱而指遠，膈臆而若有不可於名言。蓋斯人胸中，別有事在，而官止於令，犖然不能行其志，為可太息也。」[100]
莊棫《復堂詞．序》亦曰：「仲修年近三十，大江以南，兵甲未息，仲修不一見其所長，而家國身世之感，未能或釋，觸物有懷，蓋風人之旨也。」譚獻詞具現實感受而後發為譜調之聲，復因其信奉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說，恪守前人模式，盡力煉「意」至深沈含蓄，然煉意太甚，將致真率減淡，且損傷「氣」之流貫自然，等而下之者，終將導致泯滅自家面目，而成千人一面。譚獻已洞見此一弊端，《復堂日記》丙子年（1876）記載：
填詞至嘉慶，俳偕之病已淨，即蔓衍闡緩，貌似南宋之習，明者亦漸知其非。常州派興，雖不無皮傅，而比興漸盛。故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為江湖，以常派挽朱、厲、吳、郭佻染餖飣之失，而流為學究。
是故譚獻在其詞作中，雖藉助物象，而能較真切抒寫感受，即本乎此。《復堂詞》長調勝於小令，其長調較有生氣，而小令往往藏而失真，陳而不新。如〈渡江云〉（大觀亭同陽湖趙敬甫、江夏鄭贊侯）雖仍藉意象以含蓄其「意」，然寫兵荒馬亂時事氣氛，有切近感。[101]
大江寒日夜，空亭浪捲，千里起悲心。問花花不語，幾度輕寒，恁處好登臨？春幡顫裊，憐舊時人面難尋。渾不似，故山顏色，鶯燕共沈吟。 六朝裙屐，百戰旌旗，付漁樵高枕。何處有、藏鴉細柳，繫馬平林？釣磯我亦垂綸手，看斷雲、飛過荒潯。天未暮，帘前只是陰陰。
譚獻生當內亂外患不已之時，家國身世之感，於詞中隱約可見；鴉難藏身，馬無繫處，繁華化為荒蕪，實屬特定年代之感受。面對大江、空亭，謂「舊時人面難尋」、「不似故山顏色」，抒發戰亂後人物皆非之悲憤，而自稱「釣磯我亦垂綸手」，卻總為斷雲陰帘所隔，壯志難酬。又如〈金縷曲〉（江干待發）抒寫志不得伸、才未能盡而又不甘絕望之情懷，雖屬詞人老生常談式之命題，然寫來真切，不故作外在浮面之描述。[102]
又指離亭樹。恁春來、消除愁病，鬢絲非故。草綠天涯渾未遍，誰道王孫遲暮？腸斷是、空樓微雨。雲水荒荒人草草，聽林禽、只作傷心語。行不得，總難住。 今朝滯我江頭路，近篷窗、岸花自發，向人低舞，裙釵芙蓉零落盡，逝水流年輕負。漸慣了單寒羈旅。信是窮途文字賤，悔才華、卻受風塵誤。留不得，便須去。
怨而不怒、溫柔敦厚之忠愛情懷，使譚獻自怨自艾者僅為身際亂世窮途，諸如「劫換紅羊，巢換紫燕」等傷感事，流露於字裡行間者，苟非時序混亂，則不至「文字賤」，「滯我江南路」矣。
譚獻一生，以詞人名世，其〈摸魚兒〉（用稼軒韻自題復堂填詞圖）中「短衣匹馬天涯客」，「草草青春，紅袖歸黃土。」可謂辛酸之自我畫像。〈百家令〉「種柳光陰，牽羅紳士，付與誰憐？」又〈天悶〉（早雪）「淒緊，在人境，比臥老空山，一般孤回已誤了華年。那堪重省！」可謂字字傷感。唯傷感之中，不無自信與清高：
我是琴賦嵇康，依然病懶，卻漸忘龍性。留得廣陵弦指在，無復竹林高興。裁制荷衣，稱量藥裹，況味君同領，清輝遙夜，碧天飛上明鏡。〈壺中天慢〉
譚獻詞以清雋深婉見稱，其取徑在晚唐五代。若〈蝶戀花〉組詞，寫男女二人相識、相親與別後相思，其中「語在修眉成在目，無端紅淚雙雙落。」「遮斷行人西去道，輕軀願化車前草」等句，將女方情態以細膩、委婉呈現，極具溫韋風韻。大體言之，譚詞屬清靈一流，故陳廷焯謂其「蓋於碧山深處，尚少一番涵詠功也。」[103]然又謂其自作詞小令、慢詞兼長，「品骨甚高，源委悉達。窺其胸中眼中，下筆時匪獨不屑為陳（維崧）、朱（彝尊），盡有不甘為夢窗（吳文英）、玉田（張炎）處。所傳雖不多，自是高境。」[104]唯譚獻詞煉意而不傷情，又慢詞掃卻陳言，辭意特出，用力最深。是故論譚獻之能事，實在長調。於家國之痛中，反能奮筆疾書，直截了當，遠較令詞真切矣。[105]
（二）詞選之部
葉恭綽曰：「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緒，力尊詞體，上溯風騷，詞之門庭，緣是益廓，遂開近三十年之風尚，論清詞者，當在不祧之列。」[106]譚獻詞學蔚為大影響之首要因素為其選唐至明詞千餘篇，為《復堂詞錄》十卷，又選清人詞為《篋中詞》六卷，收清初吳偉業等至清末詞人二百餘家，詞六百首，「以比興為本，庶幾大廓門庭，高其墻宇。」[107]續集四卷，收邊浴禮等一百九十餘家，詞三百七十餘首。此書為清末詞壇重要讀本，影響至鉅。
光緒四年（1878）譚獻自敘：《篋中詞》正集六卷，為其歷時「二十餘年，而後寫定。」此為譚獻「以衍張茗柯、周介存之學。」[108]正集六卷收詞五百餘首，自吳偉業至莊棫共二百零九家作品。《篋中詞續》四卷仿補人補詞之例，錄入自邊浴禮至許增止共一百九十餘家，詞約三百七十首。《篋中詞》，為清人選清詞之權威選本，亦為晚清時期詞壇流傳甚廣之詞選。
光緒八年（1882）又編成《復堂詞錄》十卷，其中前集一卷、正集七卷、後集二卷，錄由唐至明三百四十餘詞人、一千零四十七首詞作，此時已「年至五十，其見始定。」[109]以為詞學觀念與理論至此方臻成熟。
（三）詞評之部
譚獻論詞最著之觀點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此乃周濟寄託說「有寄託入，無寄託出」之發揮，且係由批評方法論述之。譚獻自道讀詞「喜尋其旨於人士，論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蓋於詞中知人論世。「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即為再創造過程。如能避免隨意性或牽強附會之索隱弊病，則為傳統「以意逆志」法之深化，並賦予更多理論。此一觀念對譚氏自身創作有影響；其詞作能不泥古，亦非一味擬古，當得力於此。譚獻實欲在其詞作中能寄託「人事」變易之旨也。[110]
肆、結語：譚獻詞學對後世之影響
清代擁有數量極為可觀之詞家與詞作，又自詞學理論觀之，亦有諸多探索、研究。[111]沈曾植《彊村校詞圖序》即謂：「詞莫盛於宋，而宋人詞為小道，名之曰詩餘。及我朝而其道大昌。」《白雨齋詞話》亦謂：「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對清代文學大多有貶詞，然對清詞，則稱：「清代固有作者，駕元、明而上。」
譚獻為自浙西派引渡至常州詞，並光大之而集其大成者。其「折中柔厚」說實為體現詞之含蓄美、整體美、曲折美、音律美之統一律。此一論點，既是譚獻對古代婉約詞之創作藝術成就予以總結，且是對周濟「寄託出入」說與「渾化」說之重要闡發，並對常州派詞學理論近一步推衍。姑不論其「折中柔厚」說關於道德倫理之迂腐說教，[112]吾人應肯定譚獻於詞學理論、創作、鑑賞所作之貢獻。此外，提出以讀者為鑑賞主體，所云之「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113]有突破性之探究；賦予「比興寄託」說更寬廣之發揮空間與立論根據。雖此論或有陷詞作於穿鑿附會、浮濫而無所歸之境地，致使譚獻嘗評常州派之流弊為「不無皮傅」，[114]雖或遭評為「己說卻又更流於此弊端，不可不謂為一大缺失。」[115]，然其使詞之鑑賞從客體（詞作）轉至主體（讀者），影響後世文學評論與美學鑑賞，令人深思。
參考書目（依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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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台灣清雲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e-mail: chenliyao@cyu.edu.tw
本文題為「詞學」，蓋與詞論相通。依龍沐勛所言：「推求各曲調表情之緩急悲歡，與詞體之淵 源流變，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謂之詞學。」見《詞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研究詞學之商榷〉一文。
[31] 林玫儀《晚清詞論研究．第四章．第一節．一》論譚獻詞學理論、柔厚之旨。「柔厚除了要在技巧上不落痕跡外，還必須有溫婉和厚的風格。……這種寓寄託而不落言詮的看法，和周濟之無寄託，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就詞作的品評標準言，無寄託只代表一種技巧上的極詣，而譚氏還要求風格上之溫厚和平，此又與周濟之說並非全同。」台大中研所博士論文（民68）。頁151。
[55] 周濟《詞辨序》: 卷一為「正」，錄溫庭筠以下「莫不蘊藉深厚」，「諷頌紬繹，歸諸中正」之作品；卷二為「變」，錄李後主以下「駿快馳騖，豪宕感激」之作，因其「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厲剽悍之習。」周濟視為「正聲之次」。
[111] 詞話如徐釚《詞苑叢談》、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張宗橚《詞林紀事》、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況周頤《蕙風詞話》、劉熙載《藝概．詞概》等，均具影響。再如江順治《詞學集成》、毛先舒《填詞名解》、趙鑰、曹毫武《詞壇》、萬樹《詞律》、王奕清《欽定詞譜》、仲桓《詞韻》、戈載《詞林正韻》、吳綺《選聲集》、賴以汾《填詞圖譜》、查繼佐《古今詞譜》等，至今仍有較大之學術價值。
[113] 《復堂詞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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